刘传铭

     中国文化走出去  重兼容并包 忌自我膨胀

                ---著名文化学者刘传铭访谈

                         杨帆/文

      引子： 时下内地 “国学热”如火如荼，中国传统经典重获新生；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热门话题，东西方文化如何交流备受关注。著名文化学者、《东方国学丛书》主编刘传铭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真正的国学是心性之学，当下“国学热”是国家文化发展新战略与国人探寻精神家园的共振使然。同时，他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可尝试为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解决模式，以平和心态兼容并包，讲好真故事，自然水到渠成，切忌民族主义式的自我膨胀。

中国文化走出去  重兼容并包 忌自我膨胀

    “文化是无腿的行走，”刘传铭指出，文化是对话式的、服务式的、交流式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可尝试为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解决模式。“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色彩斑斓的文化形态，若只有一种文化一统天下，还有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对比中西文化，刘传铭认为，中华文明的特别之处，可用“诗性本真”四字概括。中国的诗歌注重心灵的开掘和情感的抒发，而西方的文化形态则以小说为代表，注重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叙事，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描述。一个重情、一个重理，由此生发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思考。

      刘传铭认为，中西文化基因不同，中华文化是宇宙观文化，而西方文化注重局部。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文史哲不分家。“西方讲科学，中国讲学科，两个字一颠倒，文化形态就不一样了。”两种文明不论高下，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智慧。

     “胡适为什么能写出中国哲学史？”刘传铭引述蔡元培的话指出，胡适经过国学的陶冶，又经历西学的训练，汉学的基础和西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促成现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辜鸿铭、冯友兰、张岱年等均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又受益于西方方法论、逻辑学等有用之学，终成一代大家。而当下历史环境不同，刘传铭说，“今天读国学书的，读不懂西学，排斥西学。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怎样学国学、认识国学，就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刘传铭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应以平和的心态，跨越地域界限和国家障碍，不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如今中国经济崛起，许多国人觉得中国可以说“不”，心态膨胀，而事实上中国文化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并非排外式的自言自语，而应是融合型的兼容并包，例如盛唐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

      同时，刘传铭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人应该耐着性子慢慢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价值和文化艺术，讲好自己的故事，不必急于向西方文化靠拢，借用西方的手段也要恰如其分，不能非此不可，就像中国人一窝蜂去维也纳大厅演唱。他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讲真故事，打动自己，水到渠成，其它国家自然会感兴趣。

国学三波热潮  国学乃心性之学

      刘传铭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三轮“国学热”。第一轮可追溯至“文革”结束、返本开新之际；第二波出现在千禧年前后；第三波“国学热”兴起于中共“十八大”之后。

      谈及当下这轮“国学热”的成因，刘传铭认为，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首次亮相选址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是习近平主席参观曲阜孔子研究院，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这些活动均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展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更加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遗产，折射出国家文化发展的新战略。

      而从社会层面，刘传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国人已经不满足于物欲的享受，重新思考金钱之外的人生意义，回归传统，从文化经典中汲取营养，探寻精神家园，渐成一种人文诉求。在当下，读国学看似无用，实则人生大用。“全是实用主义的东西，人生如何受得了”？国学的要义就在于它是中国人的心性之学，国学经典可以助人拂去心垢，培养心性，洞察智慧的深度，追求人生的乐趣。

      当然，“国学热”不排除有虚火。在商品化、产业化的推动下，国学一度被戏称为仅次于股票、麻将的第三“热”。 “有火总比没火好，至少赢得了国人的关注。”刘传铭认为，检验国学是真热还是虚火，至少有两个标志：一是国学教育是否真正走进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成为终身教育，使国学由“热”转为常态；二是国学是否能创建一种核心价值，形成社会良俗，滋养人的道德。而放眼现实，刘传铭承认，国学热尚未触及上述要害。他开玩笑称，“想要毁掉一个东西，就把它搞成运动式的，浪潮式的”。而国学不是赶浪头、追时髦，不能流于形式，而是安静读书，培养心性。否则“自以为掌握国学精髓，实则距离真理更远”。
两岸三地均有国学大儒  台湾国学普及好

      当今国学界，“大师”称谓满天飞。刘传铭认为，要成为大儒，需对所学心存敬畏和包容，所谓‘启于诗、据于德、依于仁、执于礼、游于艺’， 唯有此境界，方能成就大学问，否则自我设障，难过心魔。他说，“我更愿意称之为‘严肃的学者’”。

      两岸三地共享国学一脉，谈及“严肃的学者”，在这位专家看来，香港有饶宗颐，台湾有南怀瑾、赖永海、傅佩荣，大陆有李零、楼宇烈、王守常、刘坤生、王小普，从不同角度耕耘国学，各有建树。例如北京大学的李零，他对孔子的研究，确有过人之处。台湾的国学奇人南怀瑾，是借诸子之口，诉说自己的心性，其言闪烁智慧，不可轻弃。

      而从国学保存和普及角度看，台湾值得称道。台湾社会变革相对缓和，受历史背景的影响，上一代台湾人从幼年起便开始濡染国学，背诗诵经，国学教育从幼儿园一直贯穿到大学毕业。台湾使用繁体字，亦有助于台湾人对古籍经典的理解。即使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后，台湾年轻精英留学欧美，接触到的西式文明范式同血脉中的中国文化基因找到对接，令台湾社会呈现出一种对“礼”的特别传承。

香港《文汇报》神州访谈栏目2016年3月5日整版报导：

注：本文作者为香港《文汇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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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傳 銘 簡 歷 ：

劉 傳 銘,1949年生，安徽合肥人。1977 年考入安徽大學中文系。曾任《文化周報》記者、編輯，1987年任安徽教育學院中國美術史教授。1988年公派赴德國奧勃斯維特藝術中心和不倫瑞克訪問學者。 2002 年被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聘為客座研究員，2011年被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聘為導師，2015年被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聘為教授（國學學科帶頭人）。現任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專家委員暨中國古建專項基金委員會主任。被學術界稱為「最清醒的批評家」。

主要著作及學術成果：《中國新時期繪畫美學思想概觀》、《繪事觀止》、《繪事物語》、《中國經典•繪畫卷》、《放思之美》、《論語註我》等。中央電視台百集大型紀錄片《百年巨匠》總撰稿。

                                责任编辑：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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