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铭：娱乐文化泛滥    正毁灭中华文化根基

            刘传铭--著名文化学者、艺术史论家

       近期，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国学丛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套书第一期出版了《论语注我》（刘传铭）、《老子解读》（刘坤生）、《孙子兵法精读》（王守常)等等。这些书的注解者，可以说都是当今在该领域里钻研最深，最权威的学者。 

        众所周知，随着国学热近些年的不断升温，中华传统典籍的出版也是愈演愈烈，出版的孔孟老庄注释本更是不知凡几。那么，这套“东方国学丛书”的亮点在哪里？它究竟比之前的相同著作好在哪里？现代人又改如何阅读典籍？我们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态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面对这些疑惑，搜狐读书频道采访了该套丛书的主编刘传铭先生。刘传铭先生一直以研究美术史见长，一直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强烈的热爱。美术史大家看中华传统文化，自然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不一样的观点……

近代学人文字功底差 “食不厌精”一直被误解

宋晨希：现在出版了很多有关国学经典译注的书籍。您这次主编《东方国学丛书》（东方出版社），它的新意在哪？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刘传铭：“还国学正信气质，疏古今释言要义”是编纂这套“丛书”设定的宗旨，也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对于传统经典，不同学者对于若干字义都有不同的解释，虽然大家都是追求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追求精准释读原典。可是近代的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学人（包括我们这一代），小学（文字学）功底都很差，所以我们首先要借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用前人的观点去辨别那些有争议的地方，尽可能使其接近本意。

        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当时蔡元培先生评价胡适，说他是最有资格写哲学史的人。蔡元培为什么这么说？主要就是说他既有文字学的基础，又有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有资格写中国哲学史。

        可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就承认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谈到孔子时认为孔子基本的生活态度是“宁简勿奢”，即主张一种朴素平淡的生活。但是《论语》里面分明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说法。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岂非和“一箪食，一瓢饮”的简朴生活自相矛盾？问题就是出在对字的解释。

    不解字，没有办法读经，不识字，没有办法懂经，“厌”到底怎么讲？有人认为孔子是在追求奢靡的东西。这就涉及到对“厌”的解释，这个“厌”字在《说文》中诸多的意思里面，有一个意思叫“沉溺和贪求”，所以胡适存疑。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厌”，解释成“沉溺和贪求”，那么这就符合孔子“一以贯之”的精神了。

       孔子的一生，追求精神的满足，追求国家的使命之大任担当，而他自己的生活则很简朴，他通过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实际上是表达他的一种朴素的人生观。这是我特别推重的“灵魂高贵，生活简朴”的生活范式。

        胡适在“哲学史”里面自己承认，对于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所以今人在做释读工作的时候，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去重新疏通。我们这一套书，尤其是我的《论语注我》不太具备版本学的意义，只能勉力为之。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学”功夫今天已极为罕见。现在七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这是我们在通往古代圣贤思想殿堂时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

文化娱乐化泛滥成灾 已开始毁坏中华文明根基

       当下，文化的娱乐化、低龄化、粗俗化、标题化已经泛滥成灾。种种伪文化的风气通过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各种传播手段在不断放大。传播的危害现在已经非常严重，到了已经毁坏中华文明根基的阶段了，有人甚至说“殖民文化”是时下的语境特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便构成了国家主流思想和民间意识的共振诉求。我认为，我们国家一方面是历史悠久文明璀灿，一方面是浮燥浅薄，功利健忘。不要说公元前6世纪5世纪的先哲们的坟头上长满了荒草，就是上个世纪的经典，那些文化巨人们的思想对于当代人来说，留下的也都只是一个个非常模糊的背影。

       虽然现在国家提倡人们关注传统文化，但这与个人的行动悖逆，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参照系就是西方文化，在与西方的对比中，我赞成这种说法，就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关照是整体的、本质的，中国文化关注的是哲学中最本体的内容，它探求宇宙中最根本的问题。至于西方文化，主要注重的是宗教、科技方面，西方文明在科学和分学科上的突破，节奏和速度要远远超过我们。我们要思考20世纪以前西方为什么能一变再变？一新再新？它固然动力强，必然缺陷也多。

       我们的文化是几千年不变，其中有因循保守的一面。我们中华文化对人与自然的根本性思考是现代人要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汉字，解放以后，国家提倡推行简化字，提倡拼音化。汉字中包孕的文明与智慧以及它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已经被我们忽略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火种，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其它都是奢谈。怎么重新激活它？只有阅读经典，在阅读经典当中，把汉字的生命同时激活，这也是我们当下迫切要做的具体工作。

孔子并不轻视女性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说国家管理问题

宋晨希：于丹之前解释《论语》，引起了很多争议。比如，她解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于丹把女子解释成汝子。您怎么去看这句话的含义？孔子是不是轻视女性？

 刘传铭：第一，孔子这一段话是有针对性的，他不是泛指天下所有女子。孔子时代“小人”的概念，也不仅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君子小人的意思。孔子在这里说的是国家的管理问题，何况“养”者“处”也。剥离了前缀和后尾，只用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解释这句话，当然会变成了女权主义者最敏感的话题，这是望文生义导致的。

       阅读经典，第二要尽量避免错误的阅读方式。第三还要避免实用主义的阅读。只有这样，经典的学术思想面貌才会变得清晰。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我们以前认为，在中国传统精神的族谱里面，儒释道一开始就是和谐共生的，可是这并非历史本相。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都是相互拮抗、互补互养、互生并存的。不同的思想交锋，不同的对政治的理解，对自然的关切，就是会产生不同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不同的解读，最终才出现了不同的学派。比如我们说到儒道的关系，这两个中国最重要两个思想体系。

       胡适认为老子是“革命家”，为什么？老子说的“清净无为”，“绝学无忧”“圣人无功”。老子认为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来说，他们没有资格管理国家和人民，因为一管就错，还不如不管。今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老子的这个思想，并不见融于当时政治。老子和孔子基本上同时代，虽然在《史记》里曾记载他们彼此见过面，还有过一次东都洛阳游，这是史实吗？不少史家认为仍需详考。

       孔子是如何看待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呢？孔子称之为“邪说横行，暴行乱世”。孔子首先批判老子，他认为老子学说就是“邪说”，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并不和谐。回到特定的环境，就可以知道今天同为中国的思想经典，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很多观点是相抵触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有详述。

       我们今天阅读经典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究竟是哪些思想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步。理清这团乱麻，显然现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这恰恰就是机会，我甚至于认为“五四”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遇到了灭顶之灾，可是中华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凸显了不同的价值。甚至是为今天新时期的“涅槃重生”奠定了基础。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关注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反映了当代政治的开明和自信，对自己精神祖庙的关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些经典思想超越时空的生命价值。

      “五四”以后，从“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到最后演变成为“中国书一本不读”的全盘西化，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对中华文明以一种“革命式”的粗暴态度来对待。可是，中国的学术道统并没有因此而灭绝，它仍旧薪火相传、薪尽火传，这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的生命力。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比我们稍晚的一代人，要复兴经历了如此多劫难的国学传统，显然是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也是一次珍贵的契机，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次次的反思中，把我们曾经误读的地方，甚至前人所犯的错误进行修正。也使我们能更冷静地看清汉儒以降的诸学派的脉络与高下。比如清儒，还有后来的“新儒学”，他们思考之深入，释读之精准，不让前贤。如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钱穆、方东美、陈寅恪等人的学术成就应充分关注。

       北京大学的李零曾经写过一本专门研究论语的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他自己说所使用的底本是根据程树德的注本。钱穆根本就不认同程树德，这里面反映出了不同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他们谁对谁不对暂不讲，但是他们研究的深度都是我们应该汲取的营养。现代人不必太悲观，而是要在国学弘扬的道路上完成自己的使命。那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老子》的思想来有阴谋论的意味 来源于兵家？

宋晨希：刚才您提到老子，您用胡适的说法，认为他是政治家、革命家。我记得李泽厚先生曾认为老子属于兵家的范畴。因为老子讲阴谋论，您怎么看待对老子的这个评价？

 刘传铭：这个问题我实在不敢妄言。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从哲学的考量来说，可能会有阴谋论的意味。但李泽厚先生的这种说法，有失孟浪，可能还要打个问号。《老子》虽然表达的是“无为而治”，但这四个字的重点还是在“治”上。治，就是用的意思。刘坤生就认为“老子所开创的中国道家哲学，发端于对人生真实价值的追求，以‘尽心知道’，使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生命缘此而意趣盎然，生机活泼。他以天地与‘圣人’作为大道与万物的中介，从而在人生与政治上体现出大道无为自然的精神，致虚守静的人生修养，无为自然悯念苍生的道德与政治理想”。

 宋晨希：其实李泽厚先生的分析不是从无为而治这个观念来的，《老子》中有很多逆向思维的句子，比如“反者道之动”，这些其实都跟日常行为相反。而且后来《孙子兵法》，也同样是教人一种逆向思维。所以，李泽厚就认为，《孙子兵法》是来源于《老子》思想的。

 刘传铭：不能把《老子》解释成阴谋论。我还是比较赞成胡适的观点，胡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老子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他已经不把当成神话人物来看待。老子虽然谈的是天地之道，谈的是宇宙规律等等，都是宏大的主题，但胡适还是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去谈他的学术思想。

      我个人以为，先秦诸子的各家学术，智慧类型不同，各自的特点也就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要从本质上分清主次，了解栋和梁的关系。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文明的大厦来说，何为栋梁？儒释道三种思想才是我们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主体，这只是第一个层面的认知。

      说起中华文明，我更倾向于注重儒道两家，儒道两家恰恰像阴阳两极，从他的思想形态来看，就是“在天为象、在地为形”，因为他们两家的出发点关注点不同。从表述形态上看，《道德经》就像老子一个人在给你讲课。孔子的《论语》则是一种答辩谈话的形式，何为“论”何为“语”？叙述为论，答疑为语。

      我特别想强调，在先秦诸子时代中国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结胎期，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这个看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就成型了。但并不代表思想体系的丰满和深入就停止了。那么后世的各种学术思想，使之变得丰满，使之应用庞大，在各个领域里都渗透了中国智慧。

       比如法家，从管子到韩非子，这几位法家的集大成者，我们现在要不要关注？要关注。尽管孔子于其持论有所保留，不认为他们是圣人，但对他们也有非常高的评价。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管子，我们可能还是“披发左衽”，还是活在野蛮的社会之中。

       但就“国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精准认识而言，我赞同马一浮、熊十力的讨论意见，即由“六艺”、“六经”，再由《论语》，一而二，二而一的疏解概括，才是国学之正宗正脉。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书、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即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我不同意“法大于天”的说法 “天”应是乾坤正气

宋晨希：您刚才提到了道家、法家这些学派，他们现在受到的关注的确很少，其实它们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演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人梳理。鲁迅说过“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您怎么去看待道家？

 刘传铭：在学术界，尤其做老子研究的人，他们都认为《道德经》是群经之首。从社会价值判断上来讲，当然也可以当得起。

      道家思想可能离我们现实生活更远一点，所谓更远一点，不是说他谈问题是无的放矢，道家强调要真，认为智慧的启蒙是通过改变自己来达到，生活态度要靠自己调整，从而达到认识宇宙，认识社会的高度。

      道家和儒家不一样，儒家注重社会参与性，和道家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个人的理解，如今的青年首先要关注道家和儒家。我们为什么要做思想史和文明史的研究？因为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理想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理想生活？不论是复古还是革新，其实都是一个目的。

      我们应该有所追求，有所思索，那么这里面就有上下高级之分。比如我们现在强调法治，强调法的重要性。其实，不同的时代都强调法，从严刑峻法到今天的现代法治，我们今天就普遍认同“法”是治理社会的不二法门。

可是在先秦，尤其是在儒家思想里面，“法”可以讲只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社会不能只有法，还要有仁爱，这才是理想社会的一个状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单纯强调法，就只能是等而下之一个社会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更理想的社会形态。

       可是我们也不能罔顾现实，由空想代替现实，社会需要法治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法治形态和西方的法治完全不同。到了新世纪，我们要强调法治，这个可能是现阶段必要的手段。只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法大于天”的提法我是不同意的。怎么可以说法大于天？因为立法思想根据的就是天道，这个“天”怎么理解？从前皇帝就是天，可是在思想家这里，这个“天”不是皇帝，也不是蓝天白云的“天”，而是宇宙规律，乾坤正气。

“六十而耳顺”被人误解千年 “耳”字应为“聖”

 宋晨希：《论语》对中国人影响特别大，但对它的误解也很多，您可否在简单举几个例子？为大家正本清源。

 刘传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之前的诸家解释里面，都认为是孔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教导学生，不同的时期要干什么事。

实际上，他是通过自我总结，告诫弟子，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要干什么事。《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大家往往把这个“时”字放掉了，认为这个“时”就是时间。其实，这里的“时”，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不同，这里有时令、时刻的意思，可以是晨昏，也可以是旦夕，可以是季节，也可以是人生。所以孔子在说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实际上他是在告诉每个人的道路应该以学起步，应该怎么走，怎么学。

        三十而立，应该立什么？我们现在很容易讲的就是立于世，一般人还将之简单地解为“励志”是升官发财。孔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立于礼”，并确立生命的志向，要做服务家国的有理想的人。

四十而不惑，就是树立人生理想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物化的东西，而是社会精神上的。到了五十岁，这些目标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认为理想人生，就是从一个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作为社会人的时代担当和家族责任。

       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风，就是一定要知天命，天命是人生的正道和大道。“六十而耳顺”，这句话可能是断简造成的错误。繁体字里，“圣”写成“聖”，残简只留下了一个耳字旁，所以现在的版本里面，“六十而耳顺”其实是“六十而圣顺”，就是这个时候才奔向圣人，这是一种判断。我们现在把这句话变成了可以接受忠言逆耳，甚至说面对错误的批评也是装聋装哑，这是不对的。

       对于孔子这么明辩是非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个距是什么？就是人心，人德，就是圣人的标准和判断。所以它这一段的意思是，从学而为人开始，通过学习，丰富自己的心性，增长自己的知识，使服务社会家国的使命变成人生的自觉行为才是应有的人生节奏。

 宋晨希：刚才谈了儒家的高远境界。但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讲圣人境界，可能达到圣人的毕竟少之又少。所以，中国的很多观念不考虑一般人，所以一般人就觉得我既然成不了圣人，那我就为所欲为吧，这导致后来堕落的人比较多，比如历史上和今天的腐败很多，您怎么看？

刘传铭： 孔子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圣人，可是他又有圣人的情怀。

他自己践行的理念，首先是君子所为，君子之风。圣人的目标是对执政者的要求，不要搞错了。他不是要求一般人是否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圣人之道，如果不懂的话，你可以学、我可以教，我们教学双修。

       孔子认为，我不能因为你的不知和不智，就放弃你。这是两回事，而且他对人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者是天生的，天生是超群的智慧，天生的他没有见过。

       那么下愚呢？他也认为是很少的，他鼓励的是学而知之，他用自己的体验，生命的体会，所以他跟学生谈话的时候，他最后就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你到了这个水平就行了，你启发了我，我可以跟你谈更深刻的问题了，这才引出后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追求真理，循序渐进。

你提出的这个说法，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一些思维特征，为什么现在的道德沦丧、行为腐败皆有托辞？说到底是对经典的实用主义释读。

       现在很多人有了一定生活阅历之后，只是活的匆忙，来不及思考。等停下叩问自己心灵的时候，很多人的内心会惶恐和苍白。可是孔子老早就讲清楚了“唯己之学”和“唯人之学”，对心灵成长的不同作用。所以我在编纂这套书的时候，也讲过，不指望年轻人很快就能领会这些，但是简单的实用主义读经一定要摒弃。

高质量思想和精神被商业绑架 应从审美入手改变现状

宋晨希：有人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信仰，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信仰的问题，您觉得中国人应该如何寻找精神资源？

刘传铭：我在2000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人类的文明形态到了20世纪产生了变化。20世纪以前是文字阅读的时代，是文字记录文明呈现文明的主要特征，可是21世纪以后，随着图像和科技阅读的形态出现，文明的色彩就出现了变化，但是质量会不会也退化了呢？我们现在要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提倡读书，最好阅读经典，要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不要成天看短信，让自己活在新闻里。20世纪以前，文明的传播相对是纯的，人们不容易被污染。但是现在，高质量的精神和思想智慧被海量的信息稀释了、歪曲了，甚至被商业和政治绑架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意识的屏蔽掉一些垃圾信息，回归到真正的心性阅读上来？

       尽管现在的政府和媒体在不断地提倡重视读书，但是到目前为止效果不佳。网络、电视、自媒体横行的当下，年轻人在享受科技文明的同时，实际上也被这些媒介的负面信息所影响，“科技鸦片”正在毒害年轻人，这个很恐怖。怎么办呢？光是批判还不行，还是要从教育入手，呼吁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

       我曾提出过“审美决定论”，要“知是非、明美丑、能取舍”。时代精神问题应该从审美入手，它经得起理性推敲，又符合最大的道德约束，既符合每个人的心性、个性的发展，也能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在从审美入手，你知道美丑就知道荣辱了，然后就能知道是非。知道是非了，你就知道当为之为，当不为不为，这样一来，就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人生。

       就像孔子讲的，犯上作乱的人一定是不孝的，如果你用了这样的道德审美标准，你还会差到哪里去吗？至于更高级的思想，你还要自我反省，每日三省吾身，世界上没有完人，但完人可以成为一个目标，用来自我约束和反省。在纠正的错误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的，培养道德修养，这是我一贯所主张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对社会批评，我也年轻过，也曾像愤青一样进行各种批评。但年龄大了以后，我不想批评了。我有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参加论坛的时候，对同学们讲，你们现在大都处于草根阶段。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在人生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你可能会多关注经济物质，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等到你跨过这个阶段，你就要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要有社会担当。

        对于企业家来讲，随着企业发展越做越大，你的社会责任感也要同步增大。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正大指标。所以我要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宋晨希：您刚才也谈到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现在很多人都注重读经典，中国文化里的很多形态都被忽略掉了，比如绘画、艺术品等等。大家的困惑是，这些艺术品无法迅速理解，所以关注的人比较少，对一般大众来说，应该如何改变他们的认识呢？

刘传铭：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乱象丛生。这个乱象丛生就是艺术品的信息传递不是藉于本体解读和艺术的审美，而是更多的借助于商业炒作，借助于附加在艺术品上的阴谋与无耻，所以“审美决定论”非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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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刘传铭，著名文化学者，艺术史论家，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百集大型纪录片《百年巨匠》总撰稿，国家文物出版社《中国经典》主编，东方出版社《东方国学丛书》主编。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国学、史论学科带头人。

主要著作有：《放思之美》、《论语注我》、《绘事物语》、《绘事观止》、《中国当代新时期绘画美学思想概观》等。

                          责任编辑：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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