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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铭:《溪山背后的正大气象》
2025-3-12
《溪山背后的正大气象》
刘传铭/文
当一件经典艺术品,无论是一张绘画、一曲音乐、一座建筑还是其他艺术品在人们面前猝然出现时,敏感者一定会怦然心动。同时我也深知,获得这种感动乃至幸福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生活中美妙的事情又难免常常遭遇尴尬,因为审美的缺陷令人麻木。即使非聋非瞎,不少人仍然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过我们不必沮丧,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字中即包括了对美的感知力。对于每一个淳朴的灵魂,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来感悟艺术的美妙,通过训练来培养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通过阅读与思考来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来享受人生的基本权利“审美”,并且在另一个时空和创造这些伟大艺术的灵魂相遇。
我第一次见到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二玄社的仿真印刷品。虽然当时已在学校教授中国美术史并有博物馆工作经验,自诩读画三千法眼识艺。然而,相较于浩如烟海的艺术宝库,有限的见识很难洞见经典的无限、深奥。加之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疏淡和浅尝辄止的浅薄,有时也令我多多少少有点审美疲劳。然而范宽笔下那座静穆大山的摄魂魅力还是在刹那间激活了我的新鲜感。从此踏进了溪山行旅的漫漫长途。
关于这幅画,此前小文已略述心得。以下就其背后的正大气象,此乃该图灵魂所在,作一延伸阅读欣赏。
“正大气象”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精神气质,它首先是视知觉(包括听觉等感观)经验感知到的。所有通过眼睛看而获得的认知、感受乃至由此生发的情感、思想无不如此。就绘画而言,其构成有两要素:一是将景物的细节放大(或缩小)变形,二是改变观察角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由此便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过去,对景物对世界获得一个全新的认知。
正大气象之所以是《溪山行旅图》最重要的精神特征,要从画师范宽取中国画高远构图和仰视角度谈起。
中国画大致有平远、高远、深远三类构图法。和西画比较,它们和平视、仰视、远视三种不同观察方式外在差别显而易见,内涵的奥妙各有不同,这是由更深层次的东西方文明差异而决定的。比如,西方表现教堂、大树等也会常常取仰视角度。这样的仰望中人们会很自然联想到宗教和自然,联想到信仰和上帝。中国山水画高远法则虽在方法论上似乎和西方大同小异,但在文化取向上则完全不同。孔子《论语》中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后世司马迁又接着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中国画表现崇高与伟大的轨迹由眼而心,欣赏者也会循此而进。夸张一点说,中国画落脚点从眼到手到心。
中国画在经历发轫于画非所画,兹为教化,到画山见山、画水见水,再到画山画水皆为画人,所谓聊写胸中之逸气尔的发展变化,技法不断丰富日趋精熟,令局外眼花缭乱,然内中旨归于心的轴线还是清晰的。然而绘画毕竟是视觉艺术,哪怕我们在强调绘画是士人载道之器时,也无可否认,既是器则必然有形有体有声有色,有可披览解读的凭据。故于《溪山行旅图》的解读还是要先从画图本身谈起。
也许是图中山画得太精彩、太抢眼!所谓“得山之骨”,“与山传神”。人们第一眼便被图中之山夺走魂魄。就连法眼通神的徐悲鸿在赞美该图时也说:“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人们的所有关注点在山不在水,虽不能说误读,至少可谓漏读。粗看时一般山水画内容上山与水的平衡兼顾似乎被打破了,犯了山不欺水、水不害山的画理大忌。其实《溪山行旅图》中的山水:兼善兼顾兼容兼衬映兼呼应。仔细分辨不难看出,范中立以山之巍峨雄阔策对水之柔美灵动,以经营位置上下安排区隔出繁简有别。
我想特别提醒朋友们关注那一线从裂隙中利剑般穿透雄浑山体的飞瀑,这就是“画眼”。有之则生机盎然,失之则沉闷枯涩。它犹如交响乐合奏的金属般轰鸣中,一把小提琴清亮柔美的声音破空而出,整个世界仿佛一直在史诗般轰鸣,但飞瀑出现世界一下子静穆了,仿佛交响乐出现了休止符,可是旋律并未间断……永恒的美感是那么沉稳、自信、坦然地等待在溪山行旅的道途中,它是随着阅读的步步深入而渐入佳境。画图营造的浩然博大与灵动俊秀相得之境令人神往又仿佛旧游,置身其境,才会更能感受这种内外浑然一体儒雅之美与圣人齐。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范宽虽是画山水,实乃画的是人心人性人德人威之纪念碑。
我注意到后世在该图解读时对行旅之人的聚焦。
从溪桥幽涧,杂树兀石的山道间分辨出赶路人当是一行商旅不难。留神他们的行装和马配即可以。问题是范宽为什么要将他们画得隐隐约约,甚至小过画论中的豆马寸人?难道仅仅是为衬映山之巍峨高达吗?这是解读此图又一有趣之处。
《溪山行旅图》乃大块文章,天成文章,取开门见山,放笔直取自然可以写其磅礴之势。可如果没有曲笔、隐笔,则难免得势而失韵,得力而忘灵,进尔可言得山之形貌,而遗山之魂魄。纵使是“鸿篇巨制”也不耐看。儒雅如范中立者当然不会犯此大忌。他笔下追求的山水不仅得其肉、得其骨,还要得其生命。如若想画出亘古长夜中大山深处的生命气息,不画风声、水声、落叶声,不画马蹄声碎、人声破空怎么行呢?有此经营意识,加上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行旅马队适时适位出现,岂非妙不可言?从右下山路尽头走来的马队不仅完成了内容塑造的完整,还有打开大山,导引出山外更为广阔的想象天地。
古人是谦卑的,在画幅上堂而皇之地署上名字是明清以后的事。元以前的中国画多无款识,画题和画家的落款多属后人签注。少量作品也是藏款,后世鉴藏家多费尽心思才能揭秘难题。《溪山行旅图》虽有后世权威董其昌等人的题跋,却是到了二十世纪才由台北美术史家李霖灿先生从怪石丛林的树叶上发现了“范宽”二字。终于将人们将信将疑的《溪山行旅图》“著作权”彻底揭秘。
多年前读过李霖灿《天雨流芳》(大陆版名,台湾版原为《中国美术史二十二讲》),书中相关内容对我们认识中国画颇有启发。他那“读画如读书读人读天地”的大美术观以及轻松亲切且不失睿智的笔触实在令人喜欢。书名“天雨流芳”是云南纳西族语意为“去读书吧”。其中几多哲思、几多美感,大概只有灵魂一直悠游在真切如《溪山行旅图》那诗梦境界才能有此奇思妙想。当是艺术家胸中正大气象温婉抒情的自然流露。
正大气象的另一精神特征,便是它极具时代感的国家意识。陈寅恪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是在评价一个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军队强大的时代与国家,更是为北宋政治清明唱赞歌。但凡经典艺术皆为时代代言。合为时而作是必然的,只是这“合为时”不是肤浅谄媚的政治之音,而是心底流淌的汩汩清泉。唐人颜真卿的书法便是极好的案例。安史之乱后,在经历国破家亡、丧亲心碎的摧折中写出悲歌《祭侄文稿》,在开元繁华中也曾写过《东方朔画赞》《多宝塔碑》等赞歌。就书法而言,它们的区别一是金刚按剑、力士挥拳的法度森严,一是亡人哭亲、请莫能已。但更深层次的应是颜氏合为时代大环境的心声流露。人们从比范宽稍晚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市井繁华人间万象,已是一个盛世大戏的尾声,而更为优雅深邃的故事却是《溪山行旅图》娓娓道来的声音。
范宽生活的十一世纪,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君王打下的交棒给最没有存在感的皇帝宋仁宗。而正是这个不折腾的皇帝为国家缔造了近半个世纪盛世。其中制度建设和完善必不可少,但一个“仁”字却道出了中华政治的理想底色。
范宽在如此大背景上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当然会借山水而写仁智,借崇山峻岭中的一峰一水一曲折山路一辎重商旅写天下太平,生命如歌。这是无数宏大叙事的政治口号无法企及的。也是要提醒朋友们在欣赏古代经典时千万不可忽略的正大气象。
读画如读人,读人当读心,读心知读史,读史亦读世,诸君以为然否。
最后加一句,我们虽然谈的是古画,然而经典不仅仅是过去,可谓古画不古,它的新生命正是在我们今天阅读和欣赏所获得的愉悦中延伸。
责任编辑: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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